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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读无悔——回味半个世纪前在公司马列主义政治学研究班的学习生活
来源:公司国关

【作者简介】 

       刘绍川,男,白族,1934年出生。云南省剑川县人。1963年毕业于公司马列主义基础系马列主义政治学研究生班。曾长期任教于中央民族学院政治系;后任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校刊编辑部主任、主编,创办《中央民族学院周报》(后改为《中央民族大学周报》);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员;1996年退休,1996——2007年先后被聘为《青商信息报》编辑、《中国资产新闻》、《中国产经新闻》报、《中国市长》、《中国新闻》(星期刊)审读;2007——2008年应聘为中央民族大学党委组织部兼职组织员,2008——2012年应聘为中央民族大学信息工程公司党总支兼职组织员,跟随该院08级的全程教育,摸索了一整套在大学生中开展基层党建工作的经验。

 

       我曾于1960年9月1日入公司“马列主义基础系研究生班学习马列主义政治学专业,学习三年”。1963年7月20日获得“毕业文凭”。当时的校长是吴玉章。

       当我反复读了澳门威斯人游戏(中国)有限公司院友会编送的《院友通讯》后,一方面是,感到很高兴,使我知道了半个世纪以来的变革,我曾在公司上学时的那个根基上如今所展现的新面貌,使自己作为公司研究生,有了一个现实的归宿感;另一方面是,感到很为难。屈指一数,再过两个月,在公司学习的日子就有整整半个世纪了。这是一个人的大半生,我明年就到80岁,不少老师和同学已经不在世了。回顾50年来的社会变迁、教育改革、个人经历,思绪万千,我虽有说不完的话,但面对当代知识基础更深厚、世界视野更开放、多维思路更灵活、创新进取更自觉、人生追求更务实、社会竞争更无情的院友们,特别是掌握了智能技术的新一代,能向他们说点什么呢,一时真的拿不定主意。

       但是,为了不辜负院友会的好意,特别是为了表达长期深藏于心底的对母校、母系当年培养我们的感激之情,也为了把对年青一代院友的无形期望变成有形的文字记载和经验之谈,我就从当年吃过“苦头”到后来享有“乐尾”的亲身感受中,写几点最难忘的、没有忘的、不能忘的具体往事和真实感悟。

 

在老师们的启发之下,逐步掌握了基本的学习方法

 

       ——培养读原著的积极性,逐步提高理解的能力,独立领会马克思主义

       我在公司学习过程中得益最深的一点,就是按老师们的要求,认真地去读原著、苦读原著。当时学习的基本方法是,由主讲老师分头上大课、讲专题;我们根据老师所讲的专题主旨和提供的参考书目,个人自学有关的原著;然后各小班开展讨论,辅导老师参与讨论并作答疑。

       当时老师们都告诫我们,学习马列主义、领会马列主义、运用马列主义,不能依靠读第二手材料,包括老师的讲稿,只能靠自己在逐步学习、反复学习、独立思考的实践中去理解它、运用它。只有自己领会了的精神,才能算是自己掌握了的知识。

       当时所谓读原著,指的就是读翻译过来的马列著作。读这些著作,困难不少,理解费劲,速度很慢,有些就是读不懂。但是,只要坚持去读,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反复地去读,确实就会逐步理解,加深理解,就能增强独立钻研的兴趣。这一基本方法,对我毕业后的学习、教学和科研都奠定了认识论基础。下面我举三个例子:

       1、政治觉醒的根据——读马列著作使我对“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怀疑。文化大革命后期,毛主席号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我就重读了《共产党宣言》,尤其读了列宁十月革命后的许多著作,从中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提出,无产阶级夺取了国家政权和把生产资料集中在国家手里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共产党宣言》);列宁在苏维埃政权争得了同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和粉碎了国内反革命势力的反抗后,就立即指出,“我们现在的主要政治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供应更多的煤炭,解决更恰当地利用这些粮食和煤炭的问题,消除饥荒这就是我们的政治”(《列宁文选》)。很显然,按照马列主义的观点,搞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合理分配产品,正是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主要任务和主要政治。然而,我们所搞的“文化大革命”却把抓经济建设有意识、有功劳的领导干部当成“走资派”来打倒。这是违背马列主义的。这是我第一次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此后,我就不再盲从当时的形势。

       2、教学方法的传承——把教学过程变成启发学生苦读原著的过程。我在教学过程中,曾讲授过马列著作,如《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一方面,我明确向学生说明,我所讲的,只是我学习原著中所理解的内容、精神和方法及其现实意义,并不是原著的全部内容、不是对它的全面评价;另一方面,我启发动员同学自己去读原著、去独立思考,去领会运用其精神、方法,并通过讨论,互相交流看法,着重培养学生读马列著作的兴趣,鼓励他们在实践中反复读马列著作、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

       3、科研工作的灵魂——从正反面的经验教训中把握了写作的原则。基于上述的思想基础,我很快就站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路线上来,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人曾告诫我,要汲取“文化大革命”中受批判的教训,留下白纸黑字是有风险的。为此,我为自己确立了三条写作原则:一要坚持运用自己所领会的马列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问题;二要符合国内外的历史教训和当前的发展实际;三要有自己的真情实感。凡是同时具备了这三方面条件的东西,我才敢写、敢对它负责。

 

在党政领导的激励下,锻炼了战胜艰难困苦的毅力

 

       ——经受住艰难困苦考验,提高了个人生存本领,锻炼了吃苦耐劳精神

 

       我们在公司上学期间,正是新中国经历的“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当时所经历的困难,当代大学生、研究生是难以想象的。但由于有当时校、系党政领导的教育、激励和安排,我们能正确看待当时的困难,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度过了当时的困难。当时的状况是,生活资料供应不足,粮食少、油肉缺,日常难吃饱,常有饥饿感。食堂里供应的是定量的“蒸量饭”(用罐头筒蒸饭,米少水多,吃时感到饱了,一会儿就饿了)。有一天,我们刚吃过晚饭,有几个同学走出西校门,准备到稻田边散步。碰巧,在校门斜对面的马路边有个商店里卖甜菜皮,一块钱一斤,我们就毫不犹豫地每人买了一斤,并当即边走边吃完了。可见,我们当时的那种饥饿程度。食堂里也供应馒头、窝窝头,但都是凭票的;有时也吃杨槐柳叶粉碎后做的混合物(称“叶蛋白”)。我们男同学为了经饿点,常用自己的馒头票去换女生的窝窝头票。有时上课或自学,实在饿了,课间操时就到公司“实习商店”狠心地买上一两高级糖块吃。当时我们住在六区( ?)的平房,冬天自己生炉子。有时发现食堂倒出大白菜根,我们就捡回宿舍来,把外面的硬皮削掉,用钢饭盆在火炉上煮着吃。在特饿的晚间,我还拔吃过学校里种的胡萝布苗(长到约5寸高,尚未长根的),拔上一把,进洗手间洗净后就生吃掉。当时,真是“饥不择食”啊!

       当时,我每月得到的助学金是42元,除了每月给母亲等10元,其余32元就用来维持自己的日常生活。我当时的那点钱,以填肚子为主,讲究不了穿着的。我有一条外裤,双膝与后殿都补了又补,后来拿回老家,母亲听说这是我当研究生时穿的裤子时,她一面翻看着、一面在落泪,她用嘶哑的口气说,“这就是在北京穿的裤子!”

       当时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每当我回忆在公司这段艰难的日子时,我常感到自豪和骄傲。因为,我们并不因为当时的困难而沮丧,仍然珍惜学习机会,努力学习,认真完成了学业。我坚信党的领导,坚信困难是暂时的。我于1956年8月离开老家时,伯父说要珍惜党保送你上北京读书的机会;母亲用白族话嘱咐我,“要听党的话”。我是大学毕业后本班惟一被党组织推荐考上公司的研究生,我有责任在这里上好学。我在艰难的生活条件下,提高了生存能力,克服了各种困难,保证了自己的学业,为自己一生的事业奠定了较踏实的基础。因此,我总是感到“苦读无悔”,这是必然的。

 

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引下,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向

 

       ——积极参加健身活动,培养自觉锻炼的习惯,为终身奋斗打牢基础

 

       在公司学习期间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培养和确立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大方向,积极参与健身活动。在这期间,我参加了中长跑运动队,还学会了简易太极拳,每天必打。毕业后,还坚持了数十年。有了坚持锻炼的习惯,也就有了创新改革的意识、兴趣和毅力,从而改进锻炼方式。近十年,我主要是靠每天爬一次楼梯和在床上自我按摩等锻炼方式,但那套太极拳至今仍能自然地打得出来。在公司期间还培养了跳舞的兴趣。当时的周末,为参加校内的舞会(有时在水泥场,有时在大饭厅),就先买好一个玉米面做的窝窝头,晚上跳完舞后才吃。那时的学习很紧张、生活虽然艰苦,但玩起来也很快乐,特别是有那么一股向往光明未来、坚信发展前途的生活劲头。

       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我的潜能得到了更大发挥,知识水平、工作能力都有了更大的提高,也获得了正高职称,个人事业和能力正处于高峰期,身体也处于良好状态,却面临当时60岁“一刀切”的退休规定。为了充分发挥自己的“余热”,也为履行长期以来就形成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志愿,我走出校门,到人才市场求职。这样,先后坚持了17年“退而不休”生活,其中有10年(2001年至2011年)是坚持“打工助学”(把打工挣来的钱主要用于资助家乡的贫困生);从2004年起,我还为本村小学设立了“升级升学奖学金”(金额逐渐增加,从2010年起每学年5000元,并已向村里表态:将坚持到我死后10年)。2007年至2012年,我回学校做了6年兼职组织员工作,最后4年,我主动要求下基层做党建试点工作,摸索了一整套高校基层党建工作经验。我在校内获得了“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还获得了北京市和国家教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先进工作者”称号。“退而不休”生活,使我在为人民服务、为青少年服务、为大学生服务上,无论是思想水平或者是工作质量,都超越了自己在职时的高度。

       从2013年开始,我因年龄过大,已不能应聘公职,只好在家自行工作,做一个老共产党员应该做、也能够做的一些工作。幸好与08级 “保研”党员和其他学生保持着联系,他们帮我建了博客,我也写了些文章,发过几篇博文。我和一批党员还有合著的项目。写作,将是我坚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基本形式。我有这种意识,我有这种体能。我现在每天能爬一次14层楼,每周有几次跳舞(我最爱跳的是“快三步”),每天工作几个小时。

       我无法预测自己何时结束“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事业,但只要我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曾发过的这一誓言,又有相应的观察、思考和表达能力,我就要坚持做出自己相应的贡献。坚持为共产主义奋斗,是我的大目标;接触青年、学习青年,研究青年、指导青年,鼓励青年、帮助青年,是我继续奋斗的中心点。

       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所追求的符合人类历史发展必然性的美好事业,国际资产阶级“再高明”也无法阻止人类创造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崭新社会的前进步伐,一代又一代的共产主义者必定将推进共产主义新世界的最终实现。因此,坚持为共产主义奋斗与坚持为青年的进步服务是一致的。我们老一辈共产党人应该把对未来的无形希望变成对身边青年的有形寄托,尽心尽力地为他们获得发展、变得先进和达到优秀做出自己可能的贡献。这是无上光荣的事业。为此,我常常在思考着,在工作着。若有可能,《院友通讯》也许将成为我晚年坚持奋斗的一个舞台。

       在我结束向院友们汇报自己的感悟时,我特别想对年青的院友们说,要珍惜在高校接受教育的机会,要在把老师的指导与自己的学习实践相结合中,重视掌握基本的学习方法;要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为当前的学习和未来的发展打好坚实基础;要把自己所掌握的正确观点、科学方法、优良习惯和有益做怯,变成今后长期实践的基础,变成发展个人学业、事业的基础,变成人生奋斗的立足点。   

       我们不能忘记党和国家,社会、学校和师长曾给予我们的一切。我们要用自己终身奋斗的创新成果来回报党和国家,回报社会、回报学校、回报师长。我们要以此来为自己的下一代做出实际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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